“今天谈创新和绿色，就是谈发展动力问题和发展方式问题。”谈到绿色、创新，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表示，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到各个方面。那么，该如何把理念落地，如何把绿色、创新的各个要素落在实体经济上？他用矩阵式思维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绿色与创新应该如何落成，“以矩阵式思维来描述，横向讲创新的四方面，指的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纵向讲绿色发展的四大问题，就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能源低碳。四个和四个结合，在它的交叉点上就会找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和许许多多的方面需要落实。”
资源领域的绿色创新
资源的理论要创新。对于资源来说，目前，资源有限性和需求的膨胀已经开始产生了矛盾，规模扩张的空间已经开始收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以来，对资源的掠夺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今后已经不能承受，所以这个理论要进行创新。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现在并驾齐驱，过去我们认为水、土地、林地是有形资源。新形势下无形资源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资本在价值链高端作用显著。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句话：智力劳动产生的价值远远高于体力劳动，智力资本这种无形资源也开始发挥作用了。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源替代性也在不断地拓展，人们选择资源有多种选择，最简单的例子用碳纤维替代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资源利用周期与再生资源，资源经济和五中全会提出的资源有偿使用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循环理论需要继续研究。
资源的制度要创新。资源有价值和价值的有偿使用，但公共资源不能用钱来衡量。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资源的分布格局、市场规则和分配的话语权是相当重要的。中国需要进口铁矿石，但是铁矿石的进口、铁矿石的价格不由中国定，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没有话语权，在经济竞争上肯定处于不利的地位。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分配，资源配置的约束性和独占性，有些人独占，有些人愿意分享，有资源并不见得能获得利益。中国过去由于内部企业的恶意竞争，稀土价格在世界上相当低。无论是战略性资源还是常规资源，不同类型的资源都有不同的地位。就当前的形势来说，资源供给保障和经济安全，是需要国家在制度层面好好设计的。
资源科技要创新。资源的科技创新就是为探明资源，获得资源，节约开发资源成本。很多资源开发技术可行但是产业不可行，产业可行但市场不可行，这种现象频繁发生。所以，资源成本应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到每一个企业家决策过程或者整个经济运行中去考虑。资源的循环利用链还需要进一步研发，解决资源的利用效率，使资源产出与社会价值的匹配。
资源文化要创新。中国人过去认为资源无所不有，事实上中国是个进口大国，资源禀赋和人口数量是不相匹配的。要培养社会形成节约资源、珍惜资源的文化和意识。既要有约束也要有监督，形成一种文明的氛围，对节约循环利用资源的激励，不光是针对企业，而且要面向全社会。
环境领域的绿色创新
环境理论要创新。环境的理论主要是环境的容量问题。大自然有自净能力，自净能力是有限的，有周期的，超越这个周期，超越自净的能力，就会产生环境的污染。为什么产生雾霾？就是因为工业战略布局考虑欠周全，燃烧排放得比较多或者过于集中，环境容量无法全部承受造成的。环境有其自身的价值，环境价值对人的生活来说，表现在生活质量上，生活质量应该用经济来衡量，所以，环境质量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应该要有近期和远期价值评估。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的，那么环境质量为经济发展付出多少代价在理论上是要做的。其中要包括人与环境共存的底线和红线。而且对环境的治理必须要有负面清单。环境的社会地位必须要提升到相当的高度，要对破坏环境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环境制度要创新。用经济手段来治理环境污染，这个手段是不完全有效的。用经济手段处理的结果是污染代价太低，所以，需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善，需要生产端和消费端进行改革。环境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环境治理应该纳入到公共财政的支出的范围，并且成为公共财政负责的重点。环境治理法律约束力的严肃性需要尽快提升。当前，政府治理污染的主要手段就是罚款，但事实上，罚款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针对环境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约束性不强，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由震慑到自觉的引导规范作用。同时，城乡、区域的产业布局的不合理也会进一步加剧区域环境污染，这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有待进一步调整和重新配置。
环境科技要创新。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污染的环境需要科学技术来恢复。在产业的末端，环境治理需要通过工程技术来恢复。降低成本是企业生存的基础，降低环境治理成本需要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研发可替代技术，需要寻找可替代污染的物质使生产和使用过程变成不污染的过程。
环境文化要创新。人类生存必须要有自身健康的保护意识、维护意识，而不能只当无奈的受害者。所以环境文化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政府职能要进一步调整和转变，在环境治理上，要以疏代堵，纳入考核、责任追究，信息公开透明。
生态领域的绿色创新
生态理论要创新。不同尺度、时间跨度对与生态的定义都会不尽相同。而对生态功能的演变规律需要清楚。只有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更有效推动环境的污染治理。目前，在国内，生态补偿的提法至少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但具体的方案仍然没有完全形成。生态修复是目前在生态改善和保护工程中做的很多工作，但很多生态修复工程并没有完全符合自然规律，花了大钱办了小事的情况时有发生。生态经济概念成为最近国际上非常热门的一项研究，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现，比如阳光雨露热量、生物质的生长能力都有价值，要充分利用起来就会有价值，这一领域可能会成为未来研究探讨的关注点。
生态制度要创新。区域性治理而非行政化治理需统筹安排。生态治理目前多头管理的弊端严重，生态补偿制度实施要有时间表重。生态建设要有激励政策。要调整分田到户的生态治理模式。生态治理要形成规模，要组织规模式的治理才能成片解决。
生态科技要创新。科技工作在生态问题上需要研究哪些呢？水、土、气的平衡，是需要因地制宜，通盘考虑的。中国从南方到北方，从中部到西部，各地气候、环境基础都不一样，怎么灵活去应对生态保护的问题，应该有相应的合理的统筹规划。解决生态修复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要考虑自然本身的恢复能力，借自然力来解决生态恢复问题。如何处理生态功能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尺度把握？目前，全国多地划分了生态功能区，这也意味着在生态功能区之内生态第一经济靠后，但是当地老百姓要生存要生活，需要经济发展来给予必要的支撑和保障，所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融合需要进行重新设计。生态工程要解决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核算与盘点需要进行大范围的动态调整，不能用一把尺子定全国。
生态文化要创新。生态文化就是热土与乡愁，就是对大自然的尊重和爱，全社会要培养这种意识。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文明时代，从游牧到农耕，到工业，到生态文明。新的形势下人人都有养成生态自觉，这代表公民素质和社会道德，要充分形成现代化社会的生态自觉，要科学认知生态伦理和天人合一的深刻思想，学会敬畏自然。
能源领域的绿色创新
能源理论要创新。能源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的重要问题。在能源领域，每一阶段都有很多新的问题。能源转化，能源与环境的关系，区域和全球尺度气候变化问题，都与能源有紧密地关系，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形成新的理论。能源远距离输送，能源的调配，能源的存储与传输理论也需要进行新的研究。
能源制度要创新。中国正处于传统的能源管理体系与新能源体系交错转换的阶段。过去能源的递送方式是自上而下，统一传输的，今后，能源应该是局部发电与分布式发电共同使用，以前的自上而下的格局与当下或未来的自下而上的体系出现了冲突，而解决这种冲突，需要在制度上做出深度的调整和改变，也就是能源领域的制度改革。从社会意义来看，能源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兼具经济属性，但是目前，生产能源却没有经营权，比如分布式发电，这需要从法律层面进行调整，需要同时用强制性与激励政策来解决问题。
能源科技要创新。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是能源利用效率，单位产出的能耗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5倍，我们为什么消耗那么多能源产生的GDP少，说明能源单位产出的能耗高。我们在这些方面需要进行大幅度的科技革命。新能源的成本，新能源之所以发展速度不快和受到重重阻力，就是因为新能源的成本与旧能源的不匹配，竞争力相对比较低，需要我们支持和扶持。能源的安全性及可靠性，稳定、持续、充足、安全的保证，消费节能技术需要渗透到各个环节中去。
能源文化要创新。能源文化，指对能源的态度上的一种共存意识。能源消费是个体的，但资源的拥有权却是大家的，不是有钱就可以消费，应该有一种共同分享共同担当的责任意识。新能源的建设迫在眉睫。但新能源的成长发展与传统能源系统垄断的冲突和破解，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只有修改能源法，从法律意义上和制度设计上明确，才能为新能源开辟一条新的生存之路。在能源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同一化的社会和经济认同是大趋势，所以，要为能源生产、消费、技术、体制革命的众创空间提供更大的空间。
绿色创新是中国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志。矩阵式思维能够帮助决策者把绿色创新落地，更重要的是，要利用矩阵式思维，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把绿色创新的要素和责任落在企业上。（信息来源： 中国矿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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